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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談《三國演義》影響與史實

  作者:蔡西濱老師


  歷史領域裡的學術研究抑或小說,最重要的是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條件的齊備與協調。而如此條件齊備的作品,通常是令人雋永難忘的經典。元末明初時期,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曲、話本,結合陳壽《三國志》與裴松之注的史料,創作了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,現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,俗稱為「嘉靖本」,共24卷。清康熙年間,經毛綸、毛宗崗父子刪改後,方成為今日家喻戶曉之《三國演義》。雖然《三國演義》有別於正史《三國志》,所謂「七分寫實,三分虛構」,但這部歷史小說可說是影響中國人生活、道德、價值觀最深刻的文學創作,其對民間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越了正史。時下年輕人談三國必舉《三國演義》為史實,顯見今時媒體影響之巨大。如果避開史實,單獨談論《三國演義》所遺留下來的歷史意象,則可謂中國文學中影響華人生活層面最廣泛與深入的一部創作。

  羅貫中將《三國志》十分巧妙地融入《三國演義》,不同於正史的是在編寫此書時,作者心中已經有了一個『抑魏吳,揚蜀漢』的主旨,將正史史料予以取捨、增刪而成。也因為這樣的主旨,深深影響了中國人的信仰、戲劇藝術與生活價值觀。如關公文化,在正史中,關羽只是次級戰將,但歷代統治者與百姓卻對其青睞有加。帝王冊封將關羽聖人化,與文聖孔子相提並論成為『武聖』。《三國演義》中「一面紅旗,風中招颭,顯出一個大『關』字來。船漸進岸,見雲長青巾綠袍,坐於船上;傍邊周倉捧著大刀;八九個大漢,各跨腰刀一口……」,並以一詩:「藐視吳臣若小兒,單刀赴會敢平欺?當年一段英雄氣,尤勝相如在澠池。」描述當年關羽單刀赴會,其忠貞、勇猛的形象深植人心,今日中國人言忠義必稱『關二爺』,關帝廟遍布全球華人圈,百姓頂禮膜拜、香火不斷;戲劇中,關公紅面美髯,刮骨療毒中談笑奕棋的神威形象,深刻烙印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。「太祖運籌演謀,鞭撻宇內,攬申商之法術,該韓白之奇策,官方授材,各因其器,矯情任算,不念舊惡,終能總禦皇機……抑可謂非常之人,超世之傑矣。」(陳壽《三國志》),這是曹操在正史中堪稱平允的評價與形象。然而隋唐之後,曹操開始被視為一個現實政治上的操作對象。李世民評曹操以「雄武之姿,當艱難之運……匡正之功異於往代」,想當然爾,這是李世民自比曹操馬上平定天下之功。司馬光也稱讚曹操「知人善任,難眩以偽……識拔奇才,不拘微賤……雅性節儉,不好華麗。故能芟刈群雄,幾平海內。」然而,在《三國演義》第四回中,曹操殺呂伯奢一家九口,一句「寧教我負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負我」成為其標誌性名言。在這段故事中,除了陳宮這號人物是虛構之外,事實上可能確有其事。陳壽似乎有意避諱此事,單寫「太祖乃變異姓名,間行東歸」,但裴松之就此事卻注有王沈《魏書》曹操遭劫被迫殺呂伯奢一家、郭頒《世語》與孫盛《雜記》曹操多疑殺人等三個版本,羅貫中為了劇情需要,為了抑魏,為了勾勒曹操多疑、殘忍的性格,採用了孫盛的說法,尤其是《雜記》中的『寧我負人,毋人負我』。而曹操如此的形象,在戲劇中也總是被塑造為粉臉奸臣的角色,連黃口小兒都知道曹操是個十足的大壞蛋,這當然純粹是出於戲劇中必須有正反角色的劇情需要。然而,若說羅貫中對曹操只貶不褒,也不甚公允,在《三國演義》中,只有兩個人被對方(包括敵手)尊稱為『公』的,一個是『關公』,另一個就是『曹公』,可見在羅貫中的心目中,曹操仍是高人一等。而他奸臣的標籤純粹只是一般人被生活中的戲劇規則影響罷了。

  《三國演義》中另一個重點就是作者「移花接木」的功夫了得,在「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」一回中,羅貫中為鋪陳「空城計」,先有司馬懿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:『諸葛亮平生謹慎,未敢造次行事,……』點出諸葛亮在司馬懿心中的印象,這是「空城計」心理戰略成功的關鍵。中間鋪陳馬謖失街亭故事,致使諸葛亮不得已弄險守西城縣,「孔明傳令,教將旌旗盡皆藏匿,諸將各守城鋪,如有妄行出入,及高聲言語者,立斬;……孔明乃披鶴氅,戴綸巾,引二小童攜琴一張,於城上敵樓前,凭欄而坐,焚香操琴」。羅貫中最後以孔明:「此人料吾生平謹慎,必不弄險;見此模樣,疑有伏兵,所以退去」作為呼應與結尾。「空城計」在日常生活中常為一般人用在以虛代實的語境中,是一個心理戰術的應用。但是在史料記載中,真正的「空城計」主角並非諸葛亮,而是魏文帝曹丕時期的將領,江夏太守文聘,當時他防線中的石陽城因連日大雨,城柵被沖壞,該城守軍並不知孫權已經兵臨城下,回守不及。文聘急令城內所有人隱蔽起來,而他本人則在城內裝睡。孫權面對文聘不出戰與空城,心生疑慮,「權語其部黨曰:『北方以此人忠臣也,故委之以此郡,今我至而不動,此不有密圖,必當有外救。』遂不敢攻而去。」(《三國志.魏書.文聘傳》)。作者將史料中孫權與文聘兩位主角置換成司馬懿與諸葛亮,成功地塑造諸葛亮足智多謀的歷史形象。

  此外,『草船借箭』的主角其實也不是孔明,赤壁之戰中,周瑜與諸葛亮立下軍狀,限令孔明在十日內造出十萬支箭,想藉貽誤軍機之名除去諸葛亮。沒想到諸葛亮非但答應了並自己縮短期限,三日內務必交出十萬支箭。最後孔明借由算出當晚有大霧,騙取曹操十萬支箭。但事實上,從史料中並未有諸葛亮借箭之事,但赤壁之戰五年後,卻真有「借箭」之事發生,當事者是孫權,建安十八年正月,曹操攻打濡須,雙方僵持一個多月,「權乘大船來觀軍,公(曹操)使弓弩亂發,箭著其船,船偏重將覆,權因回船,復以一面受箭,箭均,船平,乃還。」(《三國志.吳書.吳主傳》裴注引《魏略》)。因此孫權借箭純屬意外之舉,羅貫中將此段史料挪來成就諸葛亮熟陰陽、曉陰陽的本事。

  《三國演義》塑造了中國人千百年來的價值觀與生活觀,羅貫中以史料為本,透過消化、移轉等各類手法,成功地將三國歷史情節內化到中國人的性格與生活藝術中,其影響是深遠的。舉凡因關公文化所產生的廟宇香火現象、以及忠義的垂範;諸葛孔明成為我們生活中巧妙智慧的榜樣,也是死而後已負責精神的典範。或許說,沒有了羅貫中《三國演義》的出現,中國人的總體性格、藝術戲劇、生活與價值觀、廟宇信仰等各方面勢必失去不少光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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